好像只要疼痛没有加重，我就还能假装那张报告不存在。
我几次想告诉闻峥。
第一次是在他生日。
我准备好检查单，在餐厅等到打烊。
他临时去了宋栖月的工作室，说那边水管破裂，她一个人处理不了。
第二次是在我做穿刺检查后。
我坐在医院走廊里，给他发了一句“你今晚能早点回来吗”。
他隔了四个小时才回复：
有应酬，不用等。
第三次，就是结婚周年那晚。
他终于回来，却带回了离婚协议。
我曾经以为是命运不肯给我开口的机会。
现在才明白，不是没有机会。
是他一次次选择了不听。
秦姨帮我收拾住院用品时，在抽屉里翻出一本旧相册。
里面夹着我和闻峥大学时期的照片。
那时他还不叫闻总。
只是一个穿洗得发白的卫衣、每天骑自行车来接我的穷学生。
闻家条件不错，却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。
他的母亲嫌我父母双亡，觉得我性格安静，不适合他们那样的家庭。
闻峥第一次带我回家吃饭时，闻母当着我的面问：
“你能给他什么？”
我窘迫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闻峥却牵住我的手。
“她什么都不用给。”
“我想要的是她这个人。”
后来他为了和我结婚，与家里断了三年联系。
创业最难时，他发不起工资，我把父母留下的小房子卖掉，拿出全部钱给他周转。"